2014年起山東高考不分文理科 官員稱要為學生負責

時間:2013-11-25   中華美術高考網  www.pljtmw.icu  來源:中國青年報
  
導讀摘要:2014年起山東高考不分文理科 官員稱要為學生負責,山東省對外宣布“從2011年開始,新入學的高中學生不再進行文理分科,2014年對高考科目設置與考試方法進行相應的調整

2014年起山東高考不分文理科 官員稱要為學生負責

2014年起山東高考不分文理科 官員稱要為學生負責

11月18日報紙上一個醒目的標題跳進了高三教師王武的視線,“2014年起山東高考不分文理科!”

“先是一陣興奮涌上來。”但當他把文章從頭讀到尾,便意識到所謂不分文理科只是換個說法,“文綜變成綜合1,理綜變成了綜合2”,他把報紙隨手一扔,嘀咕了一句,“原來還是分科考試。”

王武在山東省濰坊市昌樂縣昌樂一中工作了近20年。2010年末,山東省對外宣布“從2011年開始,新入學的高中學生不再進行文理分科,2014年對高考科目設置與考試方法進行相應的調整”,這一舉措甫一公開就獲得不少專家學者的青睞。然而,當該省《2014年普通高校考試招生工作實施方案》9月4日出爐后,分文理綜合的考試科目設置給這次改革暫時貼上了“不徹底”的標簽。

孰料,兩個月后,取消文理分科,這個曾在2010年掀起熱議卻終未進入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(2010~2020年)》的教育改革關鍵詞,赫然出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(以下稱三中全會《決定》)中——“探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、不分文理科、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”。

取消文理分科已呈箭在弦上的態勢。

此時,山東“取消文理分科”的改革嘗試,無論其是否徹底,都值得關注。其經驗和“教訓”都可為制訂取消文理分科的具體措施提供參考,比如應推出哪些配套措施,如何避免政策在實行過程中“不走樣”。近日,中國青年報記者來到山東采訪,嘗試觀察并記錄下這份改革樣本。

“取消文理分科”的改革和高三沒有關系

11月15日,三中全會《決定》公布的那天,昌樂二中高三舉行期中考試,這座縣城也如往年一樣進入到“高考第一輪備考狀態”。

20日中午12時30分,是昌樂二中開始午休的時間,高三學生楊林卻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,他對記者說,“‘期中沒考好’的聲音一直在耳邊響起”。

同寢室的王浩則趁著巡視的老師不注意,蒙著被子,在床上翻起了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擬》。

上高三以后,這兩名文科生的課程表已從高二的“語數外物化生政史地”考試科目以及信息、體育、藝術、研究性學習等10多門課程縮減到僅有“語數外政史地”和體育的7門課。

3年前,當王武還在帶2010屆高三學生時,他就在期中考試結束后準備了一份發言稿。今年,面對取消文理分科后的第一屆高三學生,他要發言的內容和上一次大同小異。

王武的發言稿上有這樣一句話:“我到17班找一名同學(星期六下午第二節自習),很多人抬頭看我,而衡水(記者注:衡水中學)視頻里記者進去無人理。”

“比一比就有差距了!這說明我們的學生不夠用心啊。”王武說,他準備把這一條和學生們好好“講講”。

在和山東當地教師的交流過程中,他們反復提及衡水中學,并常常表達羨慕之意,王武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:“之前我們也是那樣的。”

2008年,山東出臺《山東省普通中小學管理基本規范》,作出了“學校必須開足開全課程”等明確規定。

然而,私底下依然存在衡水中學式教學,用王武的話說,有的被逮著或被曝光了被通報批評,有的僥幸則還能教下去。尤其是到了高三,“大家都在瘋狂備考,誰還管你是文科傾向還是理科傾向,統統為高考科目讓道。”王武說。

換言之,山東“取消文理分科”的改革和高中最后一年“沒有關系”。

“要為學生負責啊。”淄博市教育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感慨道。這位官員每天都要接待至少幾十個家長,最深的感受就是:“孩子是家長的一切,高考是孩子的一切,這種情況下,學校能不給孩子創造條件去學?”

但這也并非沒有辦法,這位官員說,如果嚴格地執行“落實規范”的文件,降低省內學生的共同壓力,高三學生依然可以繼續學習所有科目的課程。這一想法值得今后改革借鑒。

高二不分科政策“被走樣”

按說,高二學生應成為取消文理分科政策的最佳受益人——畢竟,在那以前,不少學校在高一下學期就開始分科了。

山東在2010年明確宣稱要取消文理分科之前,就已經有過這方面的探索。2009年,山東省教育廳開始推行“走班制”,政策制定者解釋為“之前高中幾門課一統天下,高二就開始文理分科,學生絲毫沒有選擇的余地”,“而多樣化的課程設置將課程分為必修、選修與校本課程”的制度,在不少一線老師眼里,就是“取消文理分科”的雛形。

那么,改革后高二的實際情況如何?

“很多‘聰明’的學校一開始就固定下來了,根本沒有走班。”濰坊市一位不愿公開姓名的中學校長告訴記者。

按照規定,走班分為行政班和教學班。前者是固定的班級,也就是“晚自習同學在一起上課”的那個班,后者則根據學科興趣和學生個人水平層次去自主選擇和劃分。層次分班,舉例來說就是英語水平高的去A班,水平相對一般的去B班,水平相對差的去C班,問題相對少一些,學科興趣分班就不同了。

這位校長舉了個“極端情況下”的例子,一個行政班有60個人,假設每10人正好對應選擇了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政治、歷史和地理,如果另外5個行政班的情況也是如此,這時候,所謂的物理興趣班就集結了60個對物理感興趣的人,那何不把這60個人固定下來打造一個行政班呢?

此時,高考分科考試這只無形的手也伸了出來——通常選擇物理的人,也會選擇化學和生物,而不會去選擇政治、歷史或地理,于是,一個集納了“同樣對化學和生物感興趣”的“物理興趣班”便真的就可以形成了,學校接下來要做的,只需再給這個班級配上語數外教師即可。

繞了一圈,又回到了此前的“文理分班”時代。

當然變化還是有的,那就是現在的高二“文科班”仍有理科科目的必修課,“理科班”亦然。

在山東省教育廳相關的政策文件里,這種情況被解釋為“高中生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文科傾向和理科傾向,在原有行政班不變的情況下,通過走課的方式在不同的教室里上課”。

這一做法也是走班制及取消文理分科政策的第一次“被走樣”。

“政策意在每個科目都要學,但沒說學生不能有傾向,再者,素質教育的本質就是給學生更多的自主選擇權,但這都成了‘聰明’學校提前分文理班的最佳借口。”這位校長說。

淄博一中歷史組組長趙增剛介紹了另一種情況。他告訴記者,盡管理科傾向的學生也學著文科課程,但上這些課程時學生們更多地是“在課堂上睡大覺”、“做數學、生物練習”,“因為學生都明白他們將來高考時不用考這些課。”

教師也會這么想。趙增剛有時覺得給高二的理科生講課更有意思,“不枯燥,壓力也小。”他為此還專門做了自己感興趣的“文革專題”、“大躍進專題”、“911事件專題”和理科生們分享——這一點值得肯定和借鑒,“某種程度上,這算是真正的興趣班了。”趙增剛判斷的依據是,他這么講課以后,趴著睡覺的理科生少了,“老師喜歡講,學生喜歡聽,也有互動。”

趙增剛以此為例卻意在“反思”,“并非所有老師都像我一樣,我的課也并非都是有意思的。”

這種情況在山東省早已不是秘密。山東省教育廳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告訴記者,“我們確實沒有徹底取消文理分科,但是也沒辦法,我們能做到保證學生在高二下學期結束前不分科……至少,保證他們高中頭兩年都學物化生政史地六門課!這相對很多高一下學期就開始分科的省份來說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!”

更值得其他省份借鑒的是,在不少山東本地的教師看來,高二學生之所以能上齊“全科課程”,更多地還是得益于山東2008年“落實規范”,即在開齊課程上動真格。沒有這個政策配套,僅單獨實行走班制或取消文理分科就很難奏效。

全部科目都納入高考就解決問題了?

事實上,有無徹底取消文理分科的政策,對高一學生也有“隱形”影響。

濱州市一位中學化學教師告訴記者,這種“隱形”主要表現在,高一每有考試,班主任老師都和學生討論其優勢學科和弱勢學科,這就會加重高一學生“我遲早還要分科的印象”。“如果你數學或物理實在太差,有的老師不會和你說趕緊努力學,而會整天嘮叨趕緊把文科好好學學吧。”這位老師說。

于是,有人把這種現象和高二文理不分科走樣歸結于“考試指揮棒”——考試不考,就不學;考試考,就學。

濱州市博興縣兩位不愿具名的教師告訴記者,在2009年前后的一次學業水平測試,即人們平時所說的會考中,鄰縣有一群替考的學生被攆了出來,還有一年,有學生頭一天晚上就收到選擇題答案。

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,其中一位老師告訴記者,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,會考是本縣老師監考,高考是本市各縣互換監考老師。

如今,隨著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明確“基于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”改革方向,這一問題似乎迎刃而解——學業水平測試將會越來越嚴,甚至嚴到高考的程度。

相應地,將高中九門文化科目都納入高考,可能會有同樣的效果:不管是文科生還是理科生都會認真學習全科。當前,不少專家也按照這一邏輯來預測未來的教育政策:2014年秋季入學的高一新生就可以執行文理不分科的教學方式,2017年高考有望執行文理不分科。

在關于取消文理分科的討論中,人們是擔心的一點是加重學生負擔,趙增剛卻告訴記者,在“落實規范”的山東,“考全科學生負擔會重是偽命題”。

他的思路是:如果你的孩子學,我的孩子也學,那壓力都很大;如果你的孩子學,我的孩子不學,就不是壓力大不大的問題,而是公不公平的問題;但如果你的孩子不學,或少學一點,我的孩子不學或少學一點,大家壓力都小,這才是最佳的解決方案,而山東“落實規范”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就起到第三種“不學或少學”的“警戒線”作用——“拉著學生往后站,到點了,別學了,睡覺吧。”

趙增剛自己的孩子今年上了高一,他一個明顯的感受是,“與頭幾年自己教的學生相比,孩子要輕松一些,也有更多的時間去上興趣課。”

因此他認為,壓力大不大,不能單看是不是必修的科目多,而要看必修科目的課時、內容和難度是不是控制在一定范圍內。

遺憾的是,山東雖有了配套的政策,卻依然沒能啃下高三這塊最硬的骨頭。這一點,需要下一步政策的制定者重點考慮。

取消文理分科的初衷,并非是讓孩子機械地學習所有的科目,而是綜合發展,讓學生不帶功利目的地多涉獵一些知識,從中再自主選擇個人的興趣進行學習。

“你說理科生沒有文學素養,那文科生就有文學素養了?”趙增剛說,他教過的一些文科學生畢業后去到大城市,連地圖都不會看,“還有當年地理不錯的學生。”

記者去昌樂二中采訪時,恰逢成群結隊的外地教師來這所山東省重點中學觀摩“研究性學習的做法”。但該校一位不愿具名的語文老師告訴記者,“我每天都發愁,考到大學里的學生發郵件讓我幫他們改文檔,都大學生了但錯誤依然不少。”

這正是趙增剛困惑的:即便實現了全科高考,學生就能都同時具備科學和人文素質了嗎?

山東改得了高考,改不了高校招生

更為重要的是,將9門科目都納入高考,在目前的高校招生制度下,可能會出現新的“教育不公平”。

“我們的孩子沒人要了怎么辦!”山東省教育廳那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告訴記者,他們曾經也想嘗試全科高考,但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年頭,原因并非如社會上傳言所說“頂不住家長和學生說學業負擔重的壓力”。

他舉例說明,學生甲和學生乙的高考總分均是600分,其中甲的物理和歷史分別是100分和40分,乙的物理和歷史則是40分和100名,兩人報考的學校是同一所高校,在專業調配和志愿選擇時,一旦該校物理系招收了甲,而不愿意要乙,該校又正好沒有合適乙的文科專業——事實上,乙就是沖著該校的名氣去的,至于專業則無所謂——這時乙該怎么辦?

如果高校“委屈”地將乙招進物理系,那對另一個總分只有580分,但物理卻考了100分的學生丙來說,又是否意味著不公平呢?

這也正是當下一些專家所說的,取消文理分科,其改革核心在招考分離。

“山東改得了高考,改不了高校招生,我們有勇氣動真格,但對不住孩子,家長也不愿意。”這位官員說。

他說,如果真像一些專家所言,2017年高考就執行文理不分科,僅僅3年的時間,一個既有區分度又有信度的高校招生導向體系就能搭起來嗎?

記者在基層中學采訪時還聽到針對招考分離的另一種說法。

除了“看得到的公平”外,濱州市博興縣博興二中語文教師劉洪峰還憂慮著一個“看不見的公平”——“即便將來高校有了很公正的招生機制,但每個高校都愿意要綜合素質高的學生,那么我們縣城里的農村學生,就非常吃虧!”

最后劉洪峰說了這樣一段話:盡管我是典型的文理分科受害者,但我更知道我是高考受益者。沒有高考我就還在種地。如果取消文理分科,招生不利于農村學子了,我寧愿選擇走高考,走分數,讓孩子苦點累點算啥!

這種聲音或許有點“不合時宜”,但也需要決策部門在制訂高考改革的具體方案時予以注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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